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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直像34年前这样拍电影,那我们也能诞生《寄生虫》

如果我们还能像八十年代那样拍电影,拍出比《寄生虫》更现实的电影丝毫不成问题,我们拍出过《黑炮事件》、《苦恼人的笑》、《错位》、《背靠背脸对脸》


如果我们还能像八十年代那样拍电影,拍出比《寄生虫》更现实的电影丝毫不成问题,我们拍出过《黑炮事件》、《苦恼人的笑》、《错位》、《背靠背脸对脸》。
如果说“审查制度”是制约电影发展的“房间里的大象”,那么我们今日的电影正是回避了现实中“房间里的大象”——官场,以及官场背后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逻辑。这头大象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,哪怕是小学生,都不得不在班主任、班长、家长的夹缝中学会既含情脉脉又绵里藏针的中国式交往,生活在职场中、体制内的人们对它也无可回避。
这头“大象”是中国人独有的苦难,对中国人来说,现实更像是电影,而电影,与现实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。所以在大浪淘沙之日,我仍喜欢看《羞羞的铁拳》里沈腾那句:“他凭什么做掌门?”喜欢《半个喜剧》里裴魁山的表现,喜欢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里唐奕杰声泪俱下背后的虚伪。

如果中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类型片的话,我认为可以是优于“政治惊悚片”的“官场电影”。

1986年的电影《T省的84、85年》正是“官场电影”里最出色的一部,看它,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么多年来,我们的电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。

故事发生在T省,主角程戈承包了一个机械分厂,承包之前,每年亏损四十万,承包之后,五个月赚了两百万,程戈的秘诀非常简单——多劳多得,少劳少得,不劳不得。这个看似常识的办法在体制内看来确实匪夷所思,所以总公司不顾承包合同收回机械厂,随即亏损五十七万……

在这个是非分明的故事里,程戈想要在法律上赢得总公司的赔偿却面临重重困难,好在法院院长郭刚坚持按法律办事。

官司虽然赢了,体制表面上输了,但影片结尾,合同到期,程戈不再是厂长,郭刚没能按原计划升任,反而到郊区法院去“锻炼”。

影片在人物塑造上是反类型的,程戈作为主角,他包下一分厂之后,做了几件事:

1、按绩效发工资,员工奖金高出总公司几倍不止。

2、开除了后进的五名员工。

3、聘用了很多劳教过的青年做职工。

明确奖惩制度是提高公司效率的好办法,并不一定别人想不到,而是别人不敢做。出头的椽子先烂,程戈有领导一分厂的魄力。

一个有魄力的人应该有霸气,影片却刻意掩藏了程戈的霸气,他在讲话时都很冷静、理智,并不是一个“正义斗士”的形象,而是据理力争,重思考轻张扬。

很多电影把反抗者塑造成“孙悟空”,孙悟空是毫无顾忌的,人们抱着看热闹的态度看孙悟空,见到不平就打,见到不公就骂,观众看了很开心。但这样的角色并不全面,因为孙悟空是石头里钻出来的,他全没有做人的顾虑,没有“为家庭负责”的考量。

程戈在法庭上承认,自己看到儿子的苦闷,就想到了社会对于这些青年的不公平。所以自己的厂子就接那些虽然劳教过仍然上进的年轻人,所以程戈还是个凡人。

凡人程戈在接受采访时说想过自杀,这也成为后来不让他继续担任厂长的口实。

体制对人情极其友好而对效率极其淡漠,程戈是体制愿意“拯救”的人,可他选择了自我放逐,这种放逐,就是文学意义上的“成长”。

如果说程戈是阳,那么郭刚就是阴,他的形象比程戈更为内敛。他的话不多,很多心理活动仅仅通过特写来表现,让观众去猜他怎么想的,他在忧虑什么。

郭刚顶住了上级的压力,在法院讨论“程戈案”是在小范围内审理还是大范围审理时,郭刚把内心中的想法集中做了表述:

前不久我在杂志社了解,他们从100个人里抽查了这样一个问题:如果有人伤害了你,有三种选择你会选什么,30人选择以牙还牙,67个人选择忍气吞声,3个人选择上我们的法院。是不是我们的执法者们做不到“刑上大夫”?是不是我们做不到“王子与庶民同罪”?而我们执法机关做不到秉公执法,我们法的天平总是向权势严重倾斜?同时,我也在想,是不是人民群众对我们执法机关失去了信心,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支柱——人民群众。也许,我有点危言耸听,但这是我们的心里话。真的,如果人民对我们的执法机关失去了信心,就有可能变得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,就可能变得对我们的恶中国共产党失去信心,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后果是不堪设想的……

这是这个阴郁角色的大段独白,他在讲这番话之前,参加讨论的公职人员有的在手指上画画,有的偷偷地吃糖,这群尸位素餐的人就是体制生活的产物,他们不会思考人民群众对党是否会失去信心的问题,而郭刚会。最终,郭刚被体制排挤,去了郊区法院。吃人的体制在葬送他前途的时候,还要避开“报复”的嫌疑,明明是报复,却一定要说成是暖意融融的“锻炼”。郭刚一旦说体制是在报复他,那体制马上会批评他污蔑体制,杀人的刀没有血。

至此,我们也能明白,为什么主角不是“孙悟空”,敢活蹦乱跳地跟体制对着干,体制最终会“吃”得人渣都不剩……

那么,程戈和郭刚永无出头之日吗?

也未必,这要从马书记说起。悲剧的制造者是马书记吗?他的形象不是大奸大恶,他希望通过调节来解决问题的时候,立场仍然是不希望党的颜面扫地,于他而言,信仰高于个人。他是一位清正廉洁的老干部,他自己住的是小平房,把楼房让给其他员工。

但久经考验马书记早已熟稔一套复杂的官场体制,败诉后自己出钱,让他输钱不输人——他仍然占据着道德制高点。他想再上诉,李涛却提出了反对,敏锐的观众可能看出了——官场顶层出现了裂缝。

影片尾声时,李涛提出让程戈当厂长,意在拉拢实力人物对抗马书记,马书记老辣地说了句:“他想过自杀!”反驳掉了李涛,保住了地位。

至此,“官场”电影的标配也具备了——无底深渊里的“大人物”们。

所以,程戈、郭刚会有出头之日的,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理想,他们曾经坚持不跪,但体制总会有人向他们伸出友爱之手,拉拢他们成为心腹,用他们去对抗异己。最终,再用人情慢慢地劝他们跪下来,这差不多也是电影人的套路,先讽刺社会、显示能力、赚得名声,再缓缓跪下、高唱凯歌、成为国师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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