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为什么对山东感到失望?前几天去了山东青岛。和山东的朋友聚会，无非主陪副陪那一套山东式的招待方式，很礼貌，但也很粗犷。记得很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去青岛，匆匆而过，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，只记得当地接待的人，按照山东的规矩，请我们喝了不少啤酒，晕乎乎的，第二天就在朦胧的晨光里糊里糊涂地回广州了。有时会依稀想起那一晚住的酒店，好像是德国风格的老房子。

这一次的朋友，都很善良。虽然按照山东规矩，但很温柔，并不劝酒，只是闲聊。朋友间的闲聊，在今天真是奢侈的享受。

说是闲聊，说着说着就会很严肃，比如，会讨论为什么青岛总让人觉得不是山东的?再比如，为什么山东近一些年的负面新闻很多?

山东的厉害，只说“孔孟之道”就够了。还有泰山。

我高中时候特别喜欢杜甫的一首诗：“岱宗夫如何?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

年轻人大约都做过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美梦。等到梦醒时分，头顶也秃了。还有济南的大明湖、趵突泉等，都是诗意的意象，因为金庸、古龙等人的武侠，而进入现代年轻人的心。

再看看元朝元好问写的大明湖：荷叶荷花何处好，大明湖上新秋。红妆翠盖木兰舟。江山如画里，人物更风流。千里故人千里月，三年孤负欢游。一尊白酒寄离愁。殷勤桥下水，几日到东州!

让我们对于济南很神往，恨不得星夜兼程，赶到大明湖，好像有一个什么人在湖边等着我们。但去了，大概多半会感到失落。

还有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真是令人遐想。有一个朋友说，一想到山东有那么多的狐仙，就算山东有千般不好，也可以原谅。但是，如果那位朋友真的去了淄博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原谅......

明朝弘治17年，王阳明去山东当主考官，感到了失望。失望什么呢?是人才。

“山东，古齐、鲁、宋、卫之地，而吾夫子之乡也。尝读夫子《家语》，其门人高弟，大抵皆出于齐、鲁、宋、卫之叶，固愿一至其地，以观其山川之灵秀奇特，将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间，而吾无从得之也。”

这是王阳明《山东乡试录》序言的第一段，讲了自己曾经读夫子的《家语》，发现孔夫子那些优秀的学生，基本上出自齐鲁一带。所以，特别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到那里，欣赏那里的灵秀山川，并且相信那里有着和古人一样优秀的人才。但是，当王阳明作为主考官到了山东，他失望了。

“今所取士，其始拔自提学副使陈某者盖三千有奇，而得千有四百，既而试之，得七十有五人焉。呜呼!是三千有奇者，皆其夫子乡人之后进而获游于门墙者乎?是七十有五人者，其皆身通六艺者乎?夫今之山东，犹古之山东也，虽今之不逮于古，顾亦宁无一二人如昔贤者?”

居然找不到想要的人才!今不如昔啊。但是，王阳明毕竟是王阳明，他没有把人才的凋零归咎于山东本身，而是从教育制度、考试制度，以及山东的士子身上找原因。简单地说，教育要改革，考试方法要改进，而山东的年轻人，你们也要努力。

说完教育制度、考试制度后，王阳明引用了孔子和颜渊的话来勉励山东士子：“夫子尝曰：‘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!’颜渊曰：‘舜何?人也;予何?人也;有为者亦若是。”

舜和我们一样，都是人，他能做到的，我们也能做到。

如果我们细细考究王阳明对于山东的失望，实际上并不是对于山东的失望，而是对于儒学传统在整个中国的凋零感到失望。所以，那一篇《山东乡试录》序言，有感伤，也有昂扬的使命感。

关键的一个细节是出题。王阳明出的第一道题是：“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”

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：“季子然问：‘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?’子曰：‘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’曰：‘然则从之者与?’子曰：’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’。”

季子然问：“仲由和冉求是否称得上大臣?”

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要问别的事，哪知道竟是问仲由和冉求呀。我们所说的大臣，应该能以合于仁道的方式去侍奉君主，如果行不通，便宁可不干。现在由和求这两个人呀，只算得上是备位充数的臣罢了。”

季子然又问：“那么，他们肯听话吗?”

孔子说：“如果是杀父亲、杀君主，他们也是不会听从的。”

孔子讲的“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”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作为一个臣子为君王打工，要遵循正道，如果这个正道不能实行，那么，就可以不做臣子，可以炒了君王的鱿鱼。

孔子的这个意思，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，孟子说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(路人);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 “君有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去。”

周武王杀了自己的君王商纣王，有人说这是大逆不道，孟子却说：“什么?我听说的却是周武王杀了一个民贼。”

王阳明出这样一道题目，不知道有什么深意，但至少，恢复了儒家的一个基本理念，就是儒家从来不赞成愚忠，儒家理想中的君臣关系，并不是依附关系，而是一种平等的道义关系，臣子是辅助君王治理天下，这个辅助还包含有监督的意思。

但秦始皇之后，历代的统治者都有意或无意消除了儒家的这个理念，越来越强调臣子对于君王的无条件的服从、依附，到了明代，可以说愚忠到了登峰造极。

孔孟时代这样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，能够成为现实，是因为那个年代，名义是统一的周王朝，但实际上是各个独立的小国。像孔孟这样的知识分子有选择的余地。

孔子作为鲁国人，并没有今天的“爱国主义“，一定要效忠于鲁国。而是哪里容得下，哪里愿意实行我的主张，哪里愿意发挥我的才华，我就去哪里。所以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孔子看重的是价值观，而不是地域。

好像是韩愈吧，曾经很感概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如果不被这个君王欣赏，还可以去别的地方，但是在秦始皇之后，知识分子就完全没有了这样选择的权力，一辈子如果遇上一个昏庸的君主，那么，才德兼备的人就一辈子得不到重用。

所以，王阳明出了这么一道题，在明代那个时候，应该很敏感，这道题本身在提醒人们，孔子和孟子不提倡对于君王或某个政权的愚忠，而是提倡不畏强权施行仁政，以民为本，而不是以君为本。

从这道题目，也可以推测出，王阳明对山东的失望是表面的，深层面的，是对于儒家道统凋零的痛心，以及重振儒家道统的热情。

王阳明在山东的时候，去了泰山，写了五首诗，最后一首是这样的：

我才不救时，匡扶志空大。置我有无间，缓急非所赖。

孤坐万峰颠，嗒然遗下块。已矣复何求?至精谅斯在。

淡泊非虚杳，洒脱无蒂芥。世人闻予言，不笑即吁怪。

吾亦不强语，惟复笑相待。鲁叟不可作，此意聊自快。